加强生产与流通融合 促进粮食产业发展
困扰我国粮食“高产量、高库存量、高进口量”的深层次问题，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，就是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分割问题。
从表面上看，我国粮食生产与流通似乎成为了两条钢轨，总是交叉不到一块去。在计划经济时期，这种分割尚不明显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尤其是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越高，这种分割带来的问题越严重。
导致粮食生产与流通分割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：
过于追求粮食生产的数量
可能出于对我国人多耕地少、粮食需求庞大的担忧，也有可能囿于长期计划经济的惯性， 我国在粮食生产上一直都过于追求数量上的高增长。
自2004年到2015年，我国粮食生产连续11年增产丰收。总产量从2004年的17909万吨，增加到2015年的20825万吨，增长16.3%。不但创造了新中国粮食生产长时期高速增长的辉煌业绩，也开创了世界大国粮食持续稳定发展的奇迹。
我国粮食连续增产丰收之后，却带来了“愉快的烦恼”。
在粮食主产区，国家粮仓“爆满”，粮仓的建设速度赶不上粮食增产的需求速度。
在南方粮食产区，刚建好的新仓，随即装入新粮;不得已时，没有得到很好维修的旧仓也装满了粮食;在占我国粮食总产量四分之一的东北“三省一区”，简易席穴囤装粮几乎随处可见。
过多的商品粮食，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。以最低收购价收购粮食的的收购费用、保管费用、利息等都由国家财政开支。库存在仓库、销售不出去粮食的保管费、利息、以及陈化后的差价费用等依然由国家财政负担。
曾几何时，粮食生产的数量成为了地方官员“政绩”的标志。为了年年“政绩”显着，地方官员不惜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千方百计扩大粮食产量。
在城镇化步伐的加快，耕地面积缩减的格局下增产粮食，很多地方主要是靠种满种足。能够种植粮食的耕地种粮食，不能种植粮食的耕地也种植粮食。为了追求年年增产，不惜大量使用化肥、农药。粮食产量上去了，但掠夺性的经营方式，生产出了不少质量不高的粮食。这些得不到消费者认可的粮食，只有“束在高阁”。
忽视市场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
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。当供不应求时，商品的价格就会走高;当供过于求时，商品的价格就会走低。
粮食虽然是特殊商品，但仍然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也要遵照经济规律。
回顾近十多年来我国粮食购销政策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。
引导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“风向标”、“指路灯”，主要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。
从2004年开始，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对重要粮食品种，如小麦、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。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，国家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;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时，按照市场价格收购。
以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初衷是好的。但是，在操作上过于僵化。从2004年到2015年，小麦最低收购价直线上升;从2004年到2015年稻谷最低收购价也只升不降。这种只升不降的价格政策，忽视了市场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 。
不仅在中国，即使在世界上，没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只升不降的。作为货币的黄金，可谓极为珍贵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没有长时期只升不降的。
只升不降的粮食最低收购价，导致“政策粮”的价格高于国内市场价格，因而“政策粮”库存高企。
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对粮食品质的无差别化政策。只要是同一品种的粮食，比如小麦、早籼稻、中晚籼稻、粳稻，都是一个价格体系。不论是优质品种，还是普通品种，价格都没有差别。这样，导致了农民生产粮食时，追求生产高产并不优质的粮食。如今国库中的绝大部分粮食，就是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普通粮食。
忽视市场规律的最低收购价，大大高于国际粮价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，国际上廉价、优质的粮食长驱直入进入我国市场。主要粮食进口“井喷式”增长，导致“洋粮入市、国粮入库”。
协调部门密切合作乏力
从政体角度讲，一国的政治体制直接决定该国农业生产体制的运转。
当今我国行政体制之下，指导农业生产的部门可谓分工明确。国家农业部、各省市区农业厅局等，是指导农业生产的直接部门。利用各种强有力的措施，发展农业生产、特别是粮食生产，得心应手。
在粮食流通方面，国家主管部门的国家发改委及其下属的国家粮食局，在粮食收购、加工、储藏、销售等流通方面，经验丰富。
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合理开发资源、利用资源，需要社会核心管理部门有机配合、协调一致。但是，在现实中，我国有关部门步调却很难达到协调一致。
农业部门更多地追求粮食的高产量，发改、粮食部门更多地注重市场对优质粮食品种的需求。在当今科学技术条件下，粮食高产不优质，优质不高产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因而，粮食生产与流通部门的分割特征就凸显出来了。
粮食生产与流通部门问题的凸显，带来的问题就是“各吹各的号，各唱各的调”。
解决粮食生产与流通分割问题，是十分迫切的问题。要统筹兼顾，多方发力。
改变粮食生产增长方式
在解决“温饱”之后，我国人民消费粮食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吃好、吃出营养、吃出健康，是人民吃粮食的新追求。消费导向型的新型粮食消费模式，越来越显现出来。
适应消费导向型粮食消费方式，必须改变粮食生产增长方式。
由追求数量型，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转变。供给充裕时代，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粮食产品是没有出路的。生产的粮食越多，积压就越严重，资源浪费就越大。
适应新时代、新需求，就要在适度保持粮食产量、口粮自给的前提下，保持粮食品质的提高。农民、粮食生产大户、家庭农场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，要选择种植市场需求的粮食品种，产销对路。
由掠夺性经营，向环保型经营转变。大量化肥、农药的使用，不仅不断加大生产成本，而且造成土壤板结、环境污染，还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因此，要逐步减少化肥、农药的使用，多使用农家肥、有机肥。
保持粮食生产持续增长，还要注意因地制宜。对于不适宜生产粮食的地区，坚决退耕还牧、还草、还林、还饲，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、有效利用。
由单一生产模式，向综合种养模式转变。要使有限的耕地，得到更多地的产出，就要在综合种养上下功夫。具有聪明智慧的我国广大农民和科技工作者，历经多年的耕耘，已经创造了很多综合种养模式。如“稻虾”、“稻鳖”、“稻鱼”、“稻鳅”等综合种养。虾、鳖、鱼、鳅吃草、吃虫，排出的粪便成为有机肥，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，改善地力，增加产值，生产优质稻谷，亩产值的普通稻谷的几倍。
改变粮食收购定价政策。考虑到我国国情，可分步改革粮食收购定价策略。短期内继续对重要粮食品种小麦、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。但要根据市场变化，适时适度予以价格调整。同时，注意拉开最低收购价粮食的品质差价，引导农民生产优质粮食;长远考虑，可以借鉴大豆、玉米目标价格实践经验，实行“市场定价+补贴”的价格政策。
改变部门协调配合策略
从我国国情出发，粮食生产管理部门、流通管理部门均负有重大职责。无论是粮食生产出问题，还是粮食流通出问题，都会影响到人民生活保障，社会稳定，国家安全。
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体，明确了国务院各部门的职责。既有分工，又有协作。各部门都要有全局观念、大局观念。只要指挥、协调得当，就可以有效地将粮食生产与流通部门有机组织起来，协调一致。
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。农业部、发改委等部门，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。定期、不定期召开会议，就粮食生产、粮食价格、粮食收购、粮食销售、粮食储藏等方面的问题，深入交换意见，达成一致，避免政出多门，各行其是。
在完善部门分工机制的同时，着重搞好部门的协调。发改委、国家粮食局要及时了解粮食市场行情，并向农业部门通报;农业部门要根据发改委、国家粮食局的粮情通报，指导农民调整粮食种植品种，适应市场需求。
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度。既要保证粮食生产的数量，更要保证粮食生产的质量;探索地方农业、发改等部门机构改革模式，适应新形势需要;创新地方粮食收购、储藏、加工、销售机制，搞活粮食流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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